珍酒首拜中南海

发布时间:2017-12-22 14:19:35      来源:贵州网

“茅台易地试验项目”厂区

  方毅、周林、郑光先、张支云、巫怒安、申先东、杨仁勉、林宝财、杨玉勤、窦忠兰、冯小宁……吴向东、胡波、朱总?、吴长贵、王忠汉、李银强、李长生、雷安亮、黄刚强……这些人的名字,将毕生与珍酒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当中的很多位,人生的顶峰是在珍酒厂完成的,他们,都是我们这组报道中的重要人物。

“茅台易地试验项目”试制人员工作场景

  我们的故事,从1985年9月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开始。

  1985年9月,当时的“茅台易地试验项目”具体负责人郑光先,带着试制茅台的最后作品,来到北京,打算拜访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试制茅台“一号工程”的最高领导人方毅。

方毅

  全国各地人民,把朝拜中南海,称为去“海里”。凡是去过“海里”的人,那都不是一般人。去“海里”的经历,带着某种炫耀和满足感。

  这种经历,对于郑光先而言,可能更为重要,更为有人生意义,20年前的1964年,它在茅台酒厂厂长的职位上“历史性”的“被打倒”,在车间当工人,干了整整13年。

  1964年,郑光先才33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年华。

  13年之后的1978年,郑光先已经46岁,年近半百。对大部分人而言,这把年纪,差不多是该“洗洗睡”的年龄了,还能有什么创造性的想法。

  但是历史的机缘巧合,再次改变这个失意者的命运——他被选调为“一号工程”的负责人——我们将在后文再详细说郑光先的人生起伏,他的经历是那个时代人物命运的典型代表——先回到1985年9月,在北京徘徊的郑光先。

  当时陪同郑光先前往北京,打算去海里的,还有一个科学工作者,贵州省科技厅计划处的处长巫怒安——“易地茅台试验项目”启动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科学项目,它的标准名称叫做“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重点中间试验项目”,是处于“科学研究”和“产品生产”之间的一个科学试验阶段,所以项目立项之后,就归口到科技部门管理。在中央由方毅领衔的国家科委管理,具体到贵州,则归口贵州省科技厅管理——具体办事的人就是巫怒安。

巫怒安

  贵州省科委党组分工,由时任秘书长的徐用武同志分管这个重大项目。由于为项目组建的贵州茅台酒易地试验厂是省科委的下属事业单位,徐又成为这个专门为完成中试项目组建的特殊单位的直接领导。

  巫怒安说,徐在来省科委前,曾先后给秦天真副省长和省人大主任徐健生担任秘书,得到信任、培养和历练,到省科委后已担任多年计划处处长,展现了出众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攻关克难的才华。他才华出众、聪颖且勤奋,下笔千言,出口成章,有很强的个人魅力。在这个周期很长、难度很大、经费颇多中试项目从立项、选址、配人、土建、研究试验、鉴定、移交省轻工业厅的全过程,都凝聚了他的心智和付出。

  作为他的下属、时任省科委计划财务处处长的巫怒安,被确定为他抓这个项目的助手,并承担更多具体的组织、协调、联络工作。

  据巫怒安回忆,他们是“坐飞机”去的北京。要知道,1985年从贵阳坐飞机到北京,对于普通人而言,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要相当级别的部门开具介绍信,才能买到机票。而巫和郑这几年为了珍酒厂的事,“坐飞机犹如家常便饭”,可见当时搞珍酒的郑光先和巫怒安,还是“很有面子”的,地方上对这件事非常重视。

  来到北京之前,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把握能够见到方毅副总理,来之前也没有通畅的渠道向方毅汇报此次来京的目的——他们本次来京,主要是要汇报两件事情。

  第一,试制茅台试验经过10年3000多次试验,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他们要向方毅汇报10年以来的实验过程;

  第二,试制茅台计划在近期举行“鉴定会”,以检验“试制茅台”达到的水平。

  事实上,茅台易地生产试验项目在1982年被贵州省科委列为了“六五”科技攻关项目,茅台酒易地生产基地跟贵州省科委签了合同,合同约定“目标是在八五年提出接近或达到市售茅台酒质量水平的易地茅台酒制品”,合同签字人正是郑光先,签字时间是1982年11月29日——现在是1985年9月,交卷子的时间快要到了。

  按照合同理解,巫怒安是甲方代表,郑光先是乙方负责人,两个人都对完成合同负有责任。

  可是,北京是很大的,中南海的门不好找。

  一个名字响亮的老乡帮了大忙——当时的贵州省驻京办事处接待处处长沈品刚女士,是的,没错,就是女士,为郑光先和巫怒安进海,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巫怒安评价,作为一个上海藉、从贵州商业系统抽调到驻京办事处接待处的工作人员,她有上海人普遍具有的干练、泼辣和热情,这与她名字里透露出的阳刚之气契合,但她又拥有作为一个贤妻良母中年女子的靓丽、体贴和细致,尤其重要的是她具备特殊的攻关和善于与人沟通的禀赋。

  巫怒安与沈在贵阳就认识,以后她去了首都,巫出差北京少不了请她帮助。沈处长在贵州和北京有广泛且稳固的关系网,涉及政府官员、社会名流、专家学者、企业巨子,贵州好些企业都得到过她的帮助。

  当巫介绍郑光先、李永常等易地试验厂的人与她认识以后,她立即认定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科技项目,对贵州和中国的白酒酿造事业有重要意义,非常乐意地对易地试验厂和它初期推向市场并大受欢迎的“茅艺酒”等产品给予特别的关照。

  为了向特别关注茅台酒易地试验的方毅副总理汇报项目进展情况,据巫怒安回忆,当时没有走向国家科委申报的路径。当时的国家计委、经委和科委,都是由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主任,但这些领导通常是在中南海国务院的办公楼里上班。

巫怒安

  沈品刚介绍了一位姓蔡的海军军官跟郑光先、巫怒安认识。经始终参与此事的珍酒厂原厂长李永长回忆,这位海军军官名叫蔡文斌,是海军某著名舰队的副参谋长,师级干部,他们分析,他的军衔应该是上校或大校。蔡还在舰队驻地接待过李,某年蔡副参谋长到珍酒厂参观并看望老朋友,李又是主要接待人员,在茶余饭后与蔡有不少的接触。从交谈中,蔡经常提到“启立同志”,看得出他与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同志关系密切。这位参谋长还是笔杆子,向李提到他写过一本《红旗飘飘》的书,还送给启立同志审阅后正式出版发行。

  在珍酒的诞生过程中,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由于当事人大多已经作古,而且“一号工程”当时是国家级的科学研究工程,相信参与的人一定很少,并且一定有相当级别。所以我们没有核心信息源来考证这位热心的军官,他何以来到贵州、何以参加到珍酒项目中来、跟“方办”有什么样的联系,现在都已经无从知晓了。

  但是毫无疑问,他是个好人、是个热心人。

  历史其实很多时候,会留下那些并没有打算留下痕迹的经历者,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老天是有眼睛的”,这位蔡文斌军官的名字,也必将随着珍酒的流传而被人们传颂。

  实际上,早在1981年的4月,当时的国家副总理,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的最高负责人方毅就曾经来到过石子铺视察项目进展。

  石子铺是遵义北郊的一个小村庄,当时还很荒凉,离城区还有十几里路,当时几乎没有车,步行进城还要2个小时。

  当年红军长征的时候,因为口音讹误,误认为当地的地名是“十字坡”。听起来很耳熟吧,《水浒传》上孙二娘开黑店,打算宰武松的那地方,也叫十字坡——“大树底下十字坡,往来客人谁敢过。肥的垛做馒头馅,瘦的扔了去填河”。

  《水浒传》上的这首古诗,令人对十字坡的凶险,展开无限联想。毛泽东、朱德、彭雪枫、张爱萍都在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个地方——长征途中何止千山万水,能留下记忆是不容易的。张爱萍还差点死在了石子铺,据张爱萍将军回忆,1935年2月27日,红军从茅台一带南下,打破娄山关再占遵义城的第一场战斗,就发生在石子铺。

  石子铺是遵义城北的险要防线,当时驻守石子铺的是黔军王家烈部的部队,战斗力不强,红军挟打破娄山关的余威,那把这点小菜放在眼里,知道石子铺有敌情,红军不待后续部队到达,一个冲锋就上去了。

  但是,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当时作为师政治部主任、团政委,带队冲锋的张爱萍被敌人反冲锋、衔尾追击,已经掏出手枪准备亲自战斗了。一旦无法击退敌人,他打算跳下悬崖“革命到底”,正在危急关头,红军后续部队赶到,击退了敌人——吉人自有天相,张爱萍还是命大不该死。

  就是这凶险的石子铺,后来因为“群山环抱、地形封闭,自然植被保存完好,水源水质好,跟茅台的自然条件比较接近”,因而被选择作为“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基地”。

  因为“茅台酒易地试验”是国家科研工程,所以当地村民并不知道“厂里在干什么”。只是门禁森严,卡车吉普车来来往往,好像在做“大事情”。

  1981年4月的1天,石子铺周围要隘及基地周边,突然开来了大量的解放军官兵警戒,不准闲人乱说乱动。

  当地村民虽然因为天长日久看到“基地”的神秘,算是见过世面见怪不怪的了,但是当天的阵仗还是有些“怕人”。

  据张支云回忆,一个不明真相的酒厂女员工,因为人类普遍的好奇心,违反警戒条令,走出来看了一眼“是什么大人物”。当即被哨兵赶进办公室关了紧闭,后来还是张支云知道了这件事,委婉的向方毅报告,方毅亲自打招呼才把她释放了的。

  今年已经92岁高龄的张支云,耳聪目明思路清晰,“就是牙齿掉了几颗了”。现在每天还要喝“半斤养身酒”的他,当时正是基地的“酒师”,酿酒负责人。

  这位“中国酒界的活化石”,真正的“世纪老酒师”,是茅台酒厂的前身之一“成义烧房”老酒师郑应才的关门弟子,“一辈子就是和酒打交道。”

  张支云现在还能喝半斤酒,年轻的时候“喝斤把都不会醉”。

  碰巧的是,方毅也是个大酒量。据曾任方毅秘书的郭曰方记载,方毅自己回忆,年轻的时候,“见到什么酒都喝,一喝就是1斤多”。

  方毅是福建厦门人,1916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1934年的时候,年仅18岁的方毅被国民党逮捕,并被判了死刑。后因党的多方营救,没有执行死刑,但也没有释放。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统一战线之后才被营救出狱。

  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方毅长期担任地方和军队的财经工作,可见他是一个杰出的后勤人才。

  粉碎四人帮以后,方毅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党组书记,国家科委主任、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方毅还是1979年邓小平访美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参与了这一次历史性的世纪访问。

  1981年4月的这一天,因为试制茅台,因为珍酒,在遵义城北荒凉的石子铺,方毅和张支云这两个“大酒量”,因为酒的事,历史性的相逢了。

  方毅这种出生入死,见过大世面的人,不难想象一定非常豁达而有魄力。

  张支云这种出身孤贫,历经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的地方豪杰,那一定也是百事看开无所谓的性格。如果不是囿于地位和地域的缘故,两个人在生活中一定能成为好朋友——好酒之人都有一颗惺惺相惜的心,正所谓“酒品如人品”。

  两人的这次会见,却很有戏剧性。

张支云

  张支云颇有幽默感,他回忆到,当时他作为珍酒的酿酒负责人,负责向方毅介绍试制酒的品质,“我活了快60岁,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干部。当时手都是抖的,酒杯都端不起来。”

  显然方毅没有在意他的手是不是抖,在听完他对于试制茅台的工作进度以及酿酒工艺之后,没有跟他多废话,直接喝了两杯,说出了发人深省令人深思鼓舞人心荡气回肠的两个字:“好酒!”

  张支云心中这块石头才“咣当”一声掉在脚背上,如释重负,“出了一身好汗”。以张支云对自己酿酒技术的信心,它的“手抖”应该是种调侃,但是酿酒这种“模糊科学”的事情,需要知音——尤其当对面是国家副总理、掌握你一生事业的关键人物的时候。此时此刻的张支云,就好像清一色听牌,就看手气好不好了。

  解脱了的张支云见总理兴致甚高,趁机说项,请方总理放了那个好奇心过盛的女员工——此时那位坐禁闭的女员工早已经被吓哭了,喜讯传来,感激滴零。

  张支云很确定的记得,方毅跟他干了一杯酒,也跟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干了一杯酒,但是有哪些人在场,老先生却“一个都想不起”。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一种选择性遗忘,当然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件事情给张支云留下的印象之深刻,乃至他至今在92岁高龄的时候还能记得全部细节——你总不能期望一个92岁的老人家,记性像你一样好吧。

  巫怒安为我们补充了张老遗忘的其他细节,那次方毅到试验厂视察,陪同他的有贵州省副省长秦天真、省科委主任朱煜如,还有省科委办公室副主任吴学林等。他带的兼职秘书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后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另一个重要人物,则是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他是专门从成都赶来贵州迎接方毅副总理的。方毅副总理在试验厂听取了汇报,参观了试验车间。厂里同志还将茅台酒和只进行了五个试验周期的试制酒,倒入两个没有标记的酒杯,请领导同志和随行人员品尝。方毅同志在对比品尝后说,试制品质量不错,但是由于时间还很短,与茅台酒还有差别。希望试验厂的同志再接再厉,让试制品早日达到茅台酒的水平。方毅表示,可以搞点生产增加效益——领导总是善于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试验厂于当年按法定程序申报注册“茅艺”商标,1982年11月23日获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获准通知书。茅艺酒一经问世,在全国广受好评,很被作为礼物赠送给朝鲜贵宾。

  为了描述方毅的为人,巫怒安特意回忆了一个故事,巫和贵州省的另七位专家教授在刘屹夫副主任带领下在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全国科技规划会议时,曾与方毅副总理一桌吃饭并亲切交谈。

试制品

  巫记得那天上午是开大会。会议结束,代表们进入饭厅,准备一饱辘辘饥肠。贵州同志选择的是靠近大门的一个桌子,大伙已经坐下,忽然一辆当时只有中央领导有资格乘坐的红旗牌轿车从会议厅那边缓缓开到餐厅门前,车门打开,一人走下:“啊,是方毅副总理”,有人不由自主地叫出了声。只见方老在秘书的陪同下徐缓稳健地步入餐厅,并径直向我们这个桌子走来。他们几个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对方毅同志表示欢迎。方老选了一个位子,亲切地说:“你们坐下吧,我和你们一起吃个午餐。”坐下来就吃,没有一点距离感。

  这次视察是1981年,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的第六年,离1985年交卷子,还有4年。

  1985年9月的一天,通过沈品刚处长的引见,蔡副参谋长向方毅办公室报告,贵州同志希望向方老汇报茅台酒易地试验情况的请求,方办很快有了明确答复,方毅欢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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