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仁古城 少数民族区域的“汉化之城”

发布时间:2018-10-12 14:27:16      来源:铜仁日报

  铜仁是少数民族地区,但一直受中原王朝辖控,汉文化渗透和影响较早,隋唐迄起尤其是上流社会的主导。

  据考,铜仁在新石器时代即有本土的先民活动。后来,生活在长江中下游的濮人,因战争侵扰和华夏大民族的排挤,成批西迁至西南广大地区;洞庭湖沿岸原居之蚩尤部族也因楚国的驱赶,亦被迫溯沅水逃匿于武陵腹地。这些濮人、蚩尤部族与原住民“各以邑落自聚”(见《史记·楚世家》),并在长期相处与融合中一起生息繁衍,成了武陵地区的早期民族,历史统称为百濮。晋孔晁注《逸周书·王会解》“卜(濮)人,西南之蛮;丹砂所出”之载,即可肯定铜仁一带即是这些濮人的主要居住区域。《宗周钟铭文》也曾提到周厉王时期的“南方有濮”。后来,史料上将这些濮人称为“廪君蛮”“槃瓠蛮”“板循蛮”,在秦汉时期则又按地域称之为“黔中蛮”“武陵蛮”“五溪蛮”。唐宋时期始有苗蛮、土丁、溪洞、仡僚等民族之分。这民族就是当今苗族、土家族、侗族、仡佬族的先民,构成了铜仁境内最早的世居民族。

  但这个区域及其民族,历史上却一直为中原王朝辖制。早在春秋时期,楚厉王蚡冒即始征武陵濮人,开启疆土。这一史实在《国语》里即有载:“叔熊逃难于濮,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史记·楚世家》也曾说到:“叔堪亡,逃难于濮。”到楚武王时期(公元前740—前689年)熊通率兵攻濮,“始开濮地”,占有其地,成就楚国霸业。

  战国时期,铜仁一带归制于楚的历史记载更加明朗。《史记·楚世家》载“濮在楚之西南”,说明这里是楚国的西南版图。《史记·西南夷列传》又载:楚威王时(前339年—前329年),尝派将军庄蹻率军“循江上”,攻略巴、蜀、黔中以西,势力范围拓展至整个五溪流域和武陵山区,随即于此置黔中郡,设治今湖南沅陵,此为境内归属中原政权最早查有记载的地方建置。

  秦皇一统,仍沿袭原建制设置黔中郡统辖这块版图,由此至汉武陵郡、隋沅陵郡、唐锦州(卢阳郡),几未脱离中原王朝直接控制,隋唐时期还在铜仁城的锦江南岸先后设治建静人县、万安县(后改为常丰县),所属锦州先为经制州,列为朝廷直接管辖。即便宋元时期执行羁縻制、土司制,所授王权也是汉裔田氏、李氏掌控,并非土著民族或土著大姓集团。其中思州宣慰司田氏,即是隋开皇年间因“黔中夷苗屡叛”而授职入黔的陕西蓝田人田宗显之氏族。铜仁长官司李氏,原籍也是陕西,其祖后居江西南昌,入境始祖李钧于元朝就任思州职,其子李渊为首任铜人大小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

  中原王朝的统治,汉民族占据上层社会,汉文化在这一地区不断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譬如,秦汉时期,虽然中央王朝对“边郡”执行“郡国并存”,并实施羁縻政策,也“从其风俗”,然而在少数民族上层多采取政治结盟,相互依靠,完成对边沿地区的间接统治。到了隋唐时期,今天的整个黔东地区几乎都属于“经制州”范围,实行流官统治,编户齐民,由朝廷直接委派刺史治理,控制地方政治、军事、赋税和建设等权力。明王朝又于此实施“赶苗拓业”策略,加上汉民族的几次迁移,尤其类似铜仁城(包括思南、石阡、江口等县城)一些中心区域几乎成了汉人领地。仅明清时期历经“赶苗拓业”和几次汉族的大迁徙,当时的汉民族已达总人口10%左右。在文化领域,东汉毋敛(今贵州境内)人尹珍还主动到中原拜师求学,成了一代经师大儒,贵州各地通过他的讲学,各族民众无不潜移默化地接受到中原文明及其道德、风俗影响。到了唐宋时期,铜仁一些地方时兴建尹公祠、修文庙、办书院等,特别是明代以后尤其在上层社会崇尚儒学可谓蔚然成风,“士俗大变,渐染华风”(见明嘉靖《思南府志》),一些汉民族的文化元素从思想意识形态逐渐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各领域。

  古代城市,大都是统治权力的标记,反映的是上流社会的意志和理念。铜仁的古代历史,造就了铜仁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也就极大地缩短了以汉文化为主要特征的铜仁古城与纯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落差。

  铜仁府城原系中央王朝“改土设流”产物,加上是流官政权新辟统治据点,也就成了汉文化在此地的“文化特区”。

  少数民族区域,城镇多为彰显其各自民族的文化特征。环顾铜仁周边,凸显少数民族文化特质的古城、古镇比比皆是,包括镇远、凯里、隆里、玉屏、乾州、凤凰、阿拉、王村、茶峒等等,后虽几经改造,其原有街巷及其建筑格调大变,也还保留有类似徽派的封火墙等汉文化元素,然而苗家的吊脚楼、侗家的鼓楼、土家的冲天楼,以及各地少数民族那些极具夸张的山墙翘、屋脊翘、屋檐翘,一律高高举起,有的还弯弧成了大半圆;即便是墙头翘,也不像汉民族的瓦翘那样简洁,全是凤头翘、雀尾翘之类,在镇远古城还装饰有龙头翘、龙身脊建筑;隆里古镇的大街小巷全是鹅卵石铺就,弯曲幽深,如走迷宫,那形形色色的门饰、窗花,各自纷呈,色彩艳丽,十分耀眼。这些特征构成了各少数民族古城、古镇的主要基调。即便类似凯里、玉屏等经过汉化改造程度较大的城镇,也不免其各自文化特质的遗迹、遗风留存,或多或少糅杂有本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

  为何在如此纷繁的少数民族城镇群之间,唯铜仁府城以极其纯朴的汉文化特征独立其间呢?

  综合一些零星史料记录与实地考证,铜仁古城最初是由锦江南岸的码头文明演化为街市,因其街市沿黄土坡而建,故名黄土街。黄土街的码头文明,就是锦江水运经与长江中下游联系起来的汉文明。隋唐时期,中央王朝在黄土街设治建县,筑土城、建官署,一个集市贸易中心又融入了政治中心的特殊职能,遂成铜仁古城雏形,同时也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唐天宝元年(742年)古城又向大江坪拓展,自此以后由大姓集团统治数百年。直至元王朝时期,原本一统当今贵州东半部的思州宣抚司,因内讧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分裂为思州、思南两个土司政权,“两司”由此结怨五十余年,促使明永乐皇帝在这里“撤司建府,改土设流”,铜仁府便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治于江宗门半岛,铜仁古城始有明确记载。笔者称其为铜仁古城中的“府城”,即铜仁古城的后期历史。

  铜仁府城的建立,刷新了铜仁两大历史记录:一为冲击数百年土司制度重大政治改革的“撤司建府,改土设流”。清雍正五年(1727年)开启的全面改土归流即可上溯314年前的铜仁这一改土设流的重大举措,成为中国改土归流的肇始起端,也是中央集权在此强力深透的体现。二为铜仁府城另辟治所。府城半岛一面倚山,三面临江,悬崖峭壁,在宋元时期火药爆破术未传至铜仁以前,一直是个没有任何聚落的荒岛。明永乐建府,破壁凿崖开启码头,始于此设治。

  因此,铜仁府城的建立与管理,不管是任官、颁发制度,还是选址、兴修建筑等,都与先期的土司城、黄土街没有任何承续关系,也无遵从民俗、民意可言。它原本即是改土设流这一重大政治变革的产物,是除旧布新的结果。尤其在等级严格的封建制度下,铜仁府城从一开始就没有烙上当地少数民族的印迹。尽管当时执行“土流并治”体制,即各府、州、厅以上的地方一、二级政权任用流官,县级以下仍保留长官司体系,即便设县之地,仍然任用土县丞、土吏目、土长官、土巡检、土舍、土簿等土司职位,履行土司职权。然而,真正的统治权力却在流官,凡土司逆流而动者概予革除。故各个土司通常听从流官调遣,除了统辖自己的土兵和催征赋税与徭役外,一般不涉重大政治事务。土司作为上流社会,在这样强大的封建专制制度下都没有真正的政治地位,更谈不上有少数民族在这座城市的地位和影响了。

  其实,铜仁的“改土设流”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改土归流,所推行的“土流并治”,使社会矛盾复杂化。其间,不仅土流之间矛盾重重,而且官民之间、华夷之间的矛盾更是日益激化,且常常会喊出“逐客民、复故地”口号,仅明清500余年,见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起义就达37次之多,平均十三四年一次。其中诸如龙许保、石柳邓等苗民起义和咸同年间的包茅仙起义、号军起义等,每每达十年以上,明代龙许保及清代号军起义竟长达十五六年。所有起义差不多都有攻城记录,然都未曾攻陷,反而因有攻城,城越加固。

  尽管未曾陷城一次,却是明、清两朝更叠期间新旧势力频繁较量的证明。而清军入关后的顺治五年(1648年,戊子),当时“流寇(指清军)屠洗,城破家丧”。据徐以暹《戒修螽斯塘祖有笔记》载,“戊子之变,惟吾家最惨,众房子孙数十余人俱绝,仅本房寥寥一脉”,当时“尸横街巷,血流成河”,这便是铜仁历史上有名的“戊子屠城”。作为统治阶级实施地方统治的工具,清军在屠洗铜仁城之后,便有悔意,即刻下令“军中克城,禁止杀掠”(见《清史稿》<二>),否则于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不利。

  总之,尽管铜仁府城之周全为苗、侗、土家与仡佬等少数民族村落、少数民族区域,尽管明清时期数十次苗民或大或小的起义冲击,然而这座极具汉文化特征的城市却一直独立于其间。相对于当地少数民族而言,铜仁府城是君主专制、强权政治的象征,是中原王朝“大一统”的工具。然而,相对汉民族自身而言,它又是一座牢不可破的英勇之城,孤胆之城。

  铜仁府城的历史文化遗存,客观地证实了汉文化在这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绝对强势,同时写就了铜仁古城的历史文化特征。

  铜仁府城原系中央王朝“改土设流”产物,加上是流官政权新辟统治据点,也就成了汉文化在此地的“文化特区”。

  综合有关历史记录,无论从政治、法律制度到城镇、据点、官署、刑狱机关等设施的设置,还是从思想、意识形态到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文化现象的潜移,铜仁府城都充分凸现了以汉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种元素。这也是其区别于周边少数民族城镇的主要原因。

  铜仁府城以汉文化元素独立于少数民族社会里,当然有赖于汉民族的统治及其权力的延伸。自从半岛开启码头、设治建府以后,岛上聚集的大都是官方等上流人群,以及从黄土街、大江坪蜂拥转来的湖广、四川、江西、福建等地的商人,以及“东境西来”的流寓人口,正如明万历《铜仁府志》之所述:“汉人皆中州人,或以仕宦,或以商贾、流寓附籍,江西最众。”这些上流人群和商人带来并传播的几为汉文化及其元素,譬如创建府城之初的城墙,从木栅到土墙,从土墙到石墙,所体现者皆朱元璋“高筑墙”理念,原本一面倚山,三面临江,悬崖峭壁,在冷兵器时代足以发挥其天然的军事防御功能。然而却还要在此基础上筑墙,并在嘉靖时期改成石城墙时就已达“周围三百六十五丈,高一丈六尺”(见明万历《铜仁府志》、清光绪《铜仁府志》)。建城之初,城内官署、学宫皆由中原徐福后裔、精通风水的徐宰六勘舆酌定,由首任知府、京城人士田载主持兴建,其府衙按中央六部体制设六房。徐宰六为徐氏入境始祖,他精通可称中华文化之源的《易经》,故铜仁府衙存世500多年、历经数十次修缮,其方位与朝向均未改变,也可谓历经万劫而不败。

  嘉靖年间土改石城,共设七门,门额及所署门名最具显著标志,分别叫清流门(江宗门)、文昌门(中南门)、迎薰门(下南门)、阜城门(西门)、宾易门(便水门)、拱辰门(北门)、景和门(东门),充盈着浓烈的汉民族文化理念,例如尊崇儒家高洁德行的“清流”,祈福科甲文运的“文昌”等,尤其文昌门内修学宫,建文庙,树造魁星阁等,寄望铜仁人崇儒兴教,文运昌盛。

  古城房屋建筑,多为徽派风格,也具浓郁江南特色。城内民居,多采用长江中下游典型的三合院、四合院结构,大多两进、三进甚至四进,建筑间各以青砖封火墙相隔,灰墙素壁,青瓦翘墙头,清晰朴实,方正有序,每一进概留天井。当地百姓称之为“桶子屋”,亦称“窨子屋”。建筑间的门、窗等修饰,都有“福禄寿喜”“八仙过海”之类雕花和喜鹊、八卦、万字格等汉文化符号。各民居的砖墙上基本都镶嵌有诸如“成兴厚墙”“郭群墙”“杨姓墙”等特地定制的标记砖。各临街延展山墙,高低错落,均视其进深分别砌成二叠、三叠,甚至四叠,全是青瓦墙头翘(现中南门出现的凤头、鹊尾等非汉墙头翘,全为现代人想当然强加)。临街立面建筑既兼有江南古建风格,又突出了与本土自然环境相协调的地方特色。其间,多数临街的立面建筑为叠檐加檐额水曲装饰,或单檐阁楼加水曲装饰。这种“叠檐建筑”完全不同于亭台楼阁、庙宇宫殿等重檐构造,其两檐之间几乎叠在一起,相距多则两尺许,少则不到一尺,其下檐纯属一种装饰檐,檐下阁楼的采光全都是设“亮瓦”(玻璃类透明瓦),俗称“天窗”。单檐阁楼加水曲装饰建筑,在其檐下突出阁楼,阁楼面街延伸一、两尺不等,悬空吊脚,均作“绣球吊葫芦”装饰,阁楼底部连接额枋之间亦作水曲装饰额。这类叠檐、单檐建筑所讲究的水曲装饰额,凸现了铜仁独有的山水之容,极具观赏性。

  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时任荆湖北路察访使章惇前来湘黔一带招抚各地势力归附朝廷,其间有感在招抚、平乱期间有过激之处,尤悔懿州(今芷江)屠杀欠思至深,故于府治西(今中医院处)建“众思堂”,并嘱其好友苏轼为之作《思堂记》,荡漾着极其清纯的华风。还有最具汉民代表性的以“龙”命名的“龙井”“龙井巷”,城内形成的“划龙船”“舞龙灯”等风俗;极具汉民标记的万寿宫(江西会馆)、飞山宫(湖南会馆)、川主宫(四川会馆)等,以及散发着汉民族传统的“礼乐”文化气息的东山、官塘、县塘等城市园林等。所有这些,衬托出铜仁古城的主体文化、主体神韵,无不展示出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神秘感和独特性。

  铜仁府城的历史文化遗存,客观地证实了汉文化在这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绝对强势,同时写就了铜仁古城的历史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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